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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融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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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江:經濟複蘇不是簡單的“V型”,更可能是“U型”

      发布时间:2020-05-22     浏览次数:671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經濟陷入停擺。值此變局關鍵時刻,鳳凰網財經、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高金/SAIF)、國際金融家論壇(GFLF)等強強聯手,啓動2020財經雲峰會,以“全球經濟與政策選擇”爲主題,邀請政商學企界嘉賓通過線上形式解析全球經濟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在5月7日的連線中,高金學術委員會主席、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瑞穗金融集團講席教授、國際金融家論壇名譽主席王江,就疫情的特性及其對經濟的沖擊;各國政府在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各項應對政策的目標、舉措和演變;下一步經濟形勢的發展和新的政策出台情況發表看法。


      王江表示,這場突發的全球性災難已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了劇烈沖擊,並有可能逐步轉變爲一場全面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各國政府對疫情的應對舉措是否得當,以及全球政策是否能夠協調配合,對疫情的控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王江表示,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巨大,通過對社會及其正常運行體系的沖擊,使得實體經濟停滯甚至停擺,産生極爲直接、全面和廣泛的影響。具體來講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需求大幅下降。第二,供給受到極大的沖擊。第三,金融市場高度緊張和動蕩。第四,各宏觀經濟指標全面惡化,不確定性因素不斷增大。


      王江梳理了全球疫情爆發以來,各國政府出台經濟政策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穩定經濟和金融爲主線的常態管理,第二個階段是以抗疫救災爲首要任務,同時穩定經濟金融的非常態應對模式,以支持抗疫救災爲首要目標的基礎上,加上保障民生、纾困企業、穩定金融、降低經濟危機的四個目標。第三個階段爲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後,以複産複工和恢複經濟正常爲目標的常態經濟應對。


      王江認爲,疫情的發展及其對經濟的影響仍然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總體疫情並不樂觀,全球經濟的恢複多半不會是一個簡單的V型,而更可能是一個U型,恢複的跨度也不是以季度以計,而是以年度來計,最終能否恢複到疫情以前的經濟水平也很不確定。


      以下爲王江教授發言實錄:

      王.png


      謝謝主持人,謝謝鳳凰網財經雲峰會的觀衆,非常感謝此次會議的主辦方,在這樣一個非常時刻,彙聚全球各方面的專家來溝通探討由新冠病毒所帶來的全球性挑戰和我們的抉擇。


      我也很感謝有機會就這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及可能的應對和大家分享一些個人的粗淺認識,所談到的內容在很多方面是基于我所參與的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的一個課題組所做的更爲詳盡的分析,在此一並討論。


      我主要就想下面三個方面談點看法:第一是疫情的特性及其對經濟的沖擊;第二是各國政府在經濟和金融方面各項應對政策的目標、舉措和演變;第三,下一步經濟形勢的發展和新政策出台的情況。


      准確地認識這次疫情的性質、特征和演變規律是判斷其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及其發展,制定恰當的應對措施和政策的基礎。此次疫情發展至今,其性質已經非常明確,即是一個突發的全球性災難。已知的突發全球性災難大致可分爲三類,第一是外生的自然災害,如超大火山爆發、外星體的撞機等。第二個是內生的,如世界大戰、核戰等生化戰、超大經濟危機、技術失控等。第三類是外生伴隨著內生的,如自然性也就是非人造的瘟疫。瘟疫雖然是外生的,但其蔓延情況依賴于防控舉措,此次疫情顯然屬于第三類,即外生伴隨著內生的突發的全球性災難。


      疫情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劇烈沖擊,有可能轉變爲全面的經濟和金融危機


      這場突發的全球性災難已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了劇烈沖擊,並有可能逐步轉變爲一場全面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但與以往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相比,此次疫情引發的經濟動蕩從起源和性質上截然不同。1929年的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衰退,源于經濟和金融體系自身的缺陷,是內生的。但其起源往往是不清的,因此如何應對帶有一定的盲目性。而此次疫情所引發的經濟動蕩是外生的,主導因素是新冠病毒的爆發。首先受到沖擊的是社會和實體經濟,及居民和企業,因此它的起源是比較清楚的。但其演變和影響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應對,尤其是對疫情有效控制的程度。此次疫情是從局部災難演變成全球性災難的,發展過程充分的體現了外生伴隨內生的特點,各國政府的應對舉措是否得當,以及全球政策是否能夠協調配合,對疫情的全球蔓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後,疫情的發展都主導經濟環境的演變以及應對舉措的決定性因素。這雖然是個明顯的道理,但似乎未被充分重視,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它通過對社會及其正常運行體系的沖擊,使得實體經濟停滯甚至停擺,産生極爲直接、全面和廣泛的影響。具體來講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需求大幅下降。第二,供給受到極大的沖擊。第三,金融市場高度緊張和動蕩。第四,各宏觀經濟指標全面惡化,不確定性因素不斷增大。


      就這四個方面我想做一個簡單的刻畫,首先是需求的大幅下降,在全球疫情不斷蔓延之下,各國的總需求都受到了巨大的負面沖擊,個人層面上看,各國采取的社會隔離措施使得居民消費大幅下滑,尤其是服務業,如娛樂、文化、旅遊等需求下降最大甚至歸零。企業層面看,疫情對各行各業都帶來巨大沖擊,經濟停滯、下滑及相應的不確定性大大的降低了企業的生産和投資需求。


      疫情在供給方也帶來了極大沖擊,全球疫情蔓延下,社會隔離措施導致勞動力短缺、生産停滯,各國供應鏈中斷,疫情對整個服務業,尤其是餐飲、旅遊、電影、交通、線下教育等行業的負面沖擊巨大。其次,全球化的制藥、半導體、汽車制造等行業由于各國抗擊疫情導致産業鏈中斷,且短期內難以恢複,也將受到很大負面沖擊。此外,疫情對于全球産業鏈的影響,也會給各國進出口貿易的相關企業産生負面沖擊。最後,強周期的行業,如能源等行業也會因此受到較大負面沖擊。


      金融市場很早就出現了高度緊張,信用流轉出現阻礙


      疫情影響下,金融市場很早就出現了高度緊張,疫情給經濟帶來的沖擊和巨大的不確定性,已造成金融市場多方面的惡化。首先,人的流動性從松到緊,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立即造成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的緊張,反映爲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指標繼續呈現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走勢,例如3月底全球銀行體系的信貸壓力的一個指標,Libor和OIS的息差達到1.37個百分點,這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的最高水平。信用也從擴張轉變爲收縮,雖然各國央行爲了穩定金融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但是金融機構之間的流動性、供給意願並未上升,信用流轉出現阻礙。


      市場的整體風險偏好也迅速由高轉低,直至現金爲王。在市場波動性增加以及疫情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投資者的風險偏好迅速下降,從持有資産迅速轉爲持有現金。比如,3月25日美國貨幣基金市場的基金資金流入量達到2600多億美元,這是曆史最高值。金融市場緊張的另一個反映就是美元又成爲安全天堂,市場裏邊的恐慌情緒導致新興市場面臨存款壓力,而大規模的美元回流使得新興市場貨幣面臨很大的貶值壓力。美元指數于3月底一度突破103,爲2017年1月以來第一次。同時,資産價格大幅度下跌,對于經濟前景的負面預期和擔憂直接反映在了資本市場。全球各大經濟體估值自年初以來平均下跌超過20%,美國股市的現在的跌幅仍爲16%。美國雖然采取了規模空前、工具豐富的貨幣金融政策,爲市場注入足夠的流動性,但由于疫情仍在蔓延,市場信心還是難以恢複。同時,經濟下行導致企業信用問題惡化,債券市場也存在著巨大的風險。


      在這樣各個方面的負面影響下,不難想象,宏觀經濟指標出現了全面惡化。各國的總需求和總供給雙重下滑,導致各國的GDP增長的預期也明顯下降,失業率大幅上升,以PMI爲例,中國2月份的PMI指標爲35.7%,相比于1月份下降了14.3%。德國的PMI從2月的50.7下降到3月底的35。受疫情影響,3月以來各國失業率大幅上升,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表示,美国的失业率4月可能达到16%或更高。


      各國經濟政策的目標和舉措歸納爲三個階段


      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冲击的情况下,各国经济受到巨大影响,为了应对,各国也推出了一系列内容极为丰富、规模极为庞大的经济救济政策。驱动这些政策的基本因素很简单,就是疫情,因此随着疫情由局部扩展到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目标和模式也先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欧美的经济政策在疫情扩散阶段,也就是最初在中国爆发的时候,是以穩定經濟和金融爲主線的常態管理,但随着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尤其是在欧美的爆发,这些国家的应对政策已完全转变为以抗疫救灾为首要任务的这样一种非常态的应对模式。


      其經濟措施具體體現在支持抗疫救災和保證經濟雙管齊下,由于疫情最先爆發,中國的各項政策比較早的進入了一種非常態的應對狀態。因此,根據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可以對各國經濟政策的目標和舉措做一個簡單的梳理。總的來講可以歸納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穩定經濟和金融爲主線的常態管理,在疫情尚處于全球局部爆發的階段,歐美等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基于對疫情的判斷是存在可能延至本國的風險,從而采取了常規的貨幣和金融政策,以穩定金融市場和經濟,維護市場信心爲主要目標。


      這個政策應對的第二階段是以抗疫救災爲首要任務,同時穩定經濟金融的非常態應對模式,從3月中旬到現在疫情進入全球爆發的階段,以歐美爲代表的西方經濟體的國內疫情迅速惡化,各國政府逐漸意識到疫情防控是當務之急,也是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和實現其他目標的基礎。西方各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都進入了非常態的應對模式,這一階段的經濟政策都以抗疫救災爲首要任務,同時兼顧穩定經濟和金融。具體來講,這一階段的非常態應對經濟政策目標是1+4。第一也就是首要目標是支持抗疫救災,加四個經濟目標,一是保障民生,二是纾困企業,三是穩定金融,四是降低經濟危機的風險,准備經濟複蘇。


      總的來講,目標和內容具體如下,在抗擊疫情方面,除了社會隔離、加強檢測和治療等公共衛生政策以外,各國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對抗疫相關方面提供必要和直接的財務支持,保障民生主要是在防控疫情期間,各國政府確保受疫情影響的居民在失業或沒有收入的情況下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纾困企業主要通過財政和金融的手段,支持和幫助中小企業和嚴重受創的行業渡過難關,並支持就業。穩定金融主要是在疫情爆發期間,緩解金融市場所出現的流動性緊張和信用成本上升的情況,包括穩定資産價格。


      在降低經濟危機風險方面,各國政府也采取了各項措施,因爲這是政府經濟發展的一個中長期目標,當然也包括前面所說的救助民生和輔助企業,這也是爲了穩定總需求和總供給。穩定金融是爲了保證金融渠道的暢通和金融機構能正常運營。控制疫情只是恢複經濟的前提條件,目前的經濟政策雖然還是以抗疫優先,但兼顧避免金融、經濟長期衰退,同時繼續准備疫情可控後的經濟複蘇。


      顯然,各國的政策隨著疫情的演變,不斷調整目標和層層加碼,這個特征會一直貫穿至抗疫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前。這些政策總的來看初有成效,但是否能充分帶來其他影響,仍需做進一步的觀察。


      政策應對的第三個階段是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以复产复工和恢复经济正常为目标的常态经济应对。但是特別要強調的是,經濟的穩定和複蘇只能是在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後才有可能成爲政策的主要目標。


      經濟的恢複多半不是簡單的“V型”,更可能是“U型”


      下面我想就下一步經濟形勢的發展和政策的走向做一些簡單的探討,首先要看到下一步疫情的發展及其對經濟的影響仍然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有一點是必須要肯定的,即總體疫情是不樂觀的,整個經濟的恢複多半不會是簡單的“V型”,而更可能是“U型”,並且經濟恢複的跨度不是以季度以計,而是以年度來計。最終是否能夠恢複到疫情以前的水平,也有很大不確定性。


      比如美國行業分析師們近期總體對2020年企業盈利增長的預期下調了13個百分點,從原來的13%下調到幾乎爲0,對于2021年下調了7個百分點,對于2024年,也就是四年以後,仍然下調了2個百分點,這也就是說即使到2024年,整個市場的預期還不能恢複到疫情前的水平。


      衆多分析師對近期的預測上有比較大的差異,但在對2024年的預期上較爲一致,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市場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的憂慮。結合前面對疫情性質和影響,以及各國政策目標和措施的分析,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取決于四個因素:第一是各國疫情發展及抗疫的成效;第二是現行政策的效果;第三是經濟形勢本身的發展;第四是全球疫情蔓延的情況,而這四個因素互相聯系,如果各國疫情態勢嚴重,抗疫效果不佳,那麽對經濟、金融的影響將進一步加大,現行政策的力度將無法滿足抗疫纾困、穩定民生、降低風險等需要,則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大政策力度,采用更多工具,如疫情持續時間過長,經濟則可能步入大衰退的這樣一個狀態。如果全球疫情在短期內能夠得到有效控制,那麽未來政策的中心可以從抗疫、纾困轉移到恢複經濟增長上面來。


      值得關注的是,全球抗疫難度和進度面臨幾個最爲不確定的因素第一是歐美的疫情發展,目前歐美的疫情狀況尚不能說已過高峰,防疫抗疫的公共衛生政策仍處于不斷調整之中,無法准確預期疫情的控制時間。第二是發展中國家的疫情發展,如印度、南美和非洲。如果發展中國家疫情出現大規模的爆發,將帶來全球疫情的第二次沖擊波和巨大的人道危機,並爲疫情的最終控制帶來更大不確定性,這種可能是極爲堪憂的。第三是全球疫情的相互影響,目前疫情在全球幾個地區先後傳播,需要謹防未來在更多地區産生交互影響,否則會導致疫情的進一步反複和擴散。


      目前各國處于疫情的不同階段,抗疫政策的發力程度並不同步,合作較少,即使是同一個國家內也會如此。而面對新冠疫情這一全人類的共同危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各國需要充分意識到,要盡快控制住全球疫情就必須進行抗疫協作、合作科研攻關,積極支持國際組織發揮作用。在此基礎上要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共同維護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的穩定,以此穩固世界經濟的發展。


      謝謝大家。


      内容来源 | 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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